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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收下了。

    儿子手术很成功。

    术后一个月，儿子出院，嘴唇恢复了正常的红润。

    郑经伦看着儿子在小区里奔跑的样子，心里那点不安被风吹散了。

    他继续向周经理提供数据。

    一年后，周经理又来找他。

    “郑主任，数据的事合作得很好。现在我们有个新项目，需要您帮忙协调一些‘特殊患者’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特殊患者？”

    “需要器官移植的海外客户。他们在国内没有登记资格，但愿意支付高额加急费。您只需要在排期上做点调整，把合适的供体优先给他们。”

    郑经伦皱眉。

    “这违反规定。”

    “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”周经理又拿出一个信封，“这是五十万。您考虑一下。”

    郑经伦考虑了两天。

    两天后，他给周经理打电话。

    “客户资料发过来，我看看匹配度。”

    第一单是香港客户，需要O型血肝脏。当时等待名单上排第一的是个四十二岁的建筑工人，肝衰竭晚期，已经住院三个月。

    郑经伦在评估会上说：“1号患者合并严重感染，手术风险过高。3号患者虽然病情较轻，但术后恢复预期更好，长期生存质量更高。”

    3号就是香港客户。

    会议记录上写着“经讨论，优先考虑3号”。

    建筑工人在等待中病情恶化，两周后死于肝性脑病。

    家属来医院闹过，但被保安拦住了。

    郑经伦从办公室窗户看到那个工人的妻子坐在地上哭，头发散乱，像疯了一样。

    他拉上了窗帘。

    五十万到手。

    他给儿子报了最好的钢琴班，给妻子换了新车。

    值。

    从那天起，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。

    加急费从五十万涨到一百万，两百万。

    他学会了更安全的操作方式：不再直接参与排期讨论，而是通过学生或助手“建议”评估方向；不再收现金，而是通过海外医疗咨询公司走账；不再只做一锤子买卖，而是建立长期合作网络。

    每台加急手术，都是纯利润。

    那些被挤掉名额而在等待中死亡的患者，在他的世界里，渐渐变成了数据库里的一个编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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